【戰“疫”說理】透過疫情看新時代“公民道德”的培育

孫應帥   2020-04-26 17:30   人民論壇網

新冠肺炎疫情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對公民道德與公民意識的一次檢驗。疫情要求國家從體制機制上繼續完善和健全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繼續提高應對突發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水平。同時,抗擊疫情中展示的“社會百態”和“人性眾生相”,也在社會治理層面凸顯了公共災難的群體危害,因此良性的、現代化的“公民道德”與“公民意識”培育就顯得尤為重要。

夯實“公民道德”培育的經濟基礎,使公民道德中“公”的觀念和“集體主義”的價值訴求成為主流價值觀

2001年,黨中央頒布了《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加強公民道德建設提供了重要指導。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結合新時代國內外形勢變化和中國經濟社會變革的大背景,印發了《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和《關于全面深入持久開展民族團結進步創建工作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意見》等文件,對新時代人民社會的“公民道德”與“公民意識”培育提出了具體要求。其中提到,堅持馬克思主義道德觀、社會主義道德觀,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以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為基本要求,以主流價值建構道德規范,“引導人們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瘪R克思主義道德觀、社會主義道德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都離不開一個“公”字,在國家、社會、個人層面都離不開“集體主義”的價值訴求。而近年來一些地方和領域不同程度地存在道德失范現象,如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以及一些社會成員存在的道德觀念模糊乃至缺失現象,如唯利是圖、見利忘義、是非不分、損人利己、損公肥私、坑蒙拐騙等,都顯示了部分社會成員對“公”與“私”、“義”與“利”等道德觀念權重的失衡。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造成這一道德觀念失衡的根本原因,并不能僅僅從觀念到觀念的層面解讀,而必須深入到社會的經濟關系中加以解讀。馬克思指出:“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根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現存沖突中去解釋?!闭窃谫Y本主義私有制的經濟關系中,資本逐利的本性導致資本家“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睍r至今日,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所導致的經濟危機仍不斷出現,并且“這些商業危機像過去的大瘟疫一樣定期來臨,而且它們造成的不幸和不道德比大瘟疫所造成的更大?!?020年剛剛開始就出現的一系列人類劫難,諸如新冠肺炎疫情、澳大利亞的火災、非洲歷史上最大的蝗災、美國40年未遇的流感,以及世界范圍內貧富的社會分化、物種的加速滅絕、全球的氣候變化等生態災難和社會危機,社會公德面臨重大考驗。

從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社會公共危機的應對來看,一段時期以來的道德失范和道德缺失,不同程度地加重了公共災難,整個國家和社會都付出了巨大的治理成本。幸運的是,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有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基礎墊底。關鍵時刻,國有企業、交通電力、公立醫院都發揮了支柱作用。有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基礎墊底,“公民道德”中“公”的觀念和“集體主義”的價值訴求才有可能成為主流價值觀,使社會成員對“公”與“私”、“義”與“利”等道德觀念的權重不至于失衡。

培護社會公民的“共同體意識”,需弘揚科學精神、規則精神、平等精神

馬克思曾經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了建立“自由人聯合體”的主張,指出在未來那樣的理想社會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绷暯娇倳浽?013年首次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此后又對此進行了大量論述。黨中央國務院也在2019年出臺了《關于全面深入持久開展民族團結進步創建工作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意見》,要求“小康社會和現代化同步、公共服務同質、法治保障同權、精神家園同建、社會和諧同創?!边@里,都包含了社會公民“共同體意識”的培護要求。

一個“社會”是由一個個“個人”所組成的,而每一個“個人”進入“社會”,就不能“只見個人、不見社會”?!吧鐣敝械墓彩聞?、共同利益是每一個“個人”的責任擔當,履行好這種責任分擔才能成為合格的“社會公民”,這就是社會公民必須具備的“共同體意識”或者必須共同維護的“社會公共價值”,包括“基于自由、獨立和權利意識的公民精神,人們相互間的信任、互助、包容等社會倫理或規范,以及社會的公平、正義、公益等普適價值或公共精神”等等。

在新時代培護社會公民的這種“共同體意識”需要有科學精神、規則精神、平等精神?!翱茖W精神”是一種客觀的、求真的精神。因為科學是不斷發展的、開放的體系,因此需要在真理面前堅持理性和包容的原則,提倡懷疑、批判思維,寬容不同意見,不迷信權威,不斷創新、不斷進取。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有的濫捕濫吃野物,有的不辨預防與抑制的區別瘋狂搶購雙黃連口服液、甚至獸用雙黃連和雙黃蓮蓉月餅都不放過,有的對各種“陰謀論”不假思索地偏聽偏信等等,都是社會公眾缺乏“科學精神”導致偏聽偏信、迷信盲從、捕風捉影、謠言亂傳、社會失序的根本原因。

“規則精神”是一種法治的、誠信的精神。中國傳統文化講究“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和“約定俗成”的規則意識。時至今日,需要在堅持規則正義、公平競爭的原則基礎上,遵守法律、遵守社會公德和游戲規則。這次疫情防控過程中,有的不聽勸阻堅持不戴口罩且辱罵、抗拒檢疫人員,有的面對巡查登記仍隱瞞是否去過武漢或密切接觸人員的,有的明知聚集性活動增加感染機會仍堅持外出聚餐、探親訪友,有的拒不執行疫情預防、控制措施抗拒隔離等,這些行為就是藐視規則規矩,藐視社會公德、以一己之私罔顧“社會公序”的反映。

“平等精神”是一種公平的、依存的精神。除了人格意義上的“人生而平等”,法律意義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外,每個社會成員因為出身、天賦、主觀努力等方面的不同也會造成享有社會權利與履行社會責任的能力不同,從而造成財富與地位的不平等,因此羅爾斯提出“程序正義”和“起點公平”的理念。由于私有制或資本特權的存在造成社會公民在社會生活中“事實上的不平等”,因而馬克思提出調整生產關系和經濟關系的理念。時至今日,在人與自然界動物、植物的相互依存引發生態環境與氣候變化,進而導致社會問題的事實,也將促進社會平等理念從“人人平等”向“眾生平等”的轉變。這次疫情出現的“眾生相”中,有的撕扯醫護人員吐口水“拉他人墊背”,有的動用父母關系護送回城“搞特殊化”,有的“一刀切”挖路斷路、禁止外地人、租房戶進入社區涉嫌“地域歧視”,有的“拿雞毛當令箭”闖入私人家庭掀翻牌桌、對不戴口罩者扇耳光、捆綁游街涉嫌“濫用職權”等等。這些行為顯示了部分社會成員罔顧他人平等生命權、自視“高人一等”,缺乏公德心和同理心。而“拉大旗作虎皮”的濫用職權,亦或“一刀切式執法”等行為,就像“絕對平均主義”不顧個體才能和努力程度的區別,強行拉平社會成員的一切差異一樣,傷害了弱勢群體和少數族群的“平等權益”,破壞了以社會公德為基礎的“公序良俗”。社會的平等精神和依存精神若受損害,不利于“共同體意識”的培育。

在加強黨的領導、法治政府和社會組織的良性互動中打造良性的社會“公共空間”,為“公民道德”與“公民意識”的培育奠定基礎

在中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公共空間開始出現并不斷拓展,社會公德存在的現實基礎就是社會公共空間。社會公共空間的行為規范,社會公德的養成需要多元主體協同共治,整體推進。打造新時代的良性“公共空間”,需要黨的領導、法治政府和社會組織的良性互動。

第一,堅持黨的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當國家與民族面臨重大公共危機,1998年抗洪搶險、2008年汶川抗震救災、以及2003年阻擊非典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等,舉國上下、各界人士,從國家到社會到個人,都能在黨的領導下凝聚起來,萬眾一心、攻堅克難,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全國一盤棋”的優勢。沒有黨的領導發揮凝聚作用,則會出現“各自為政”、社會“一盤散沙”、個人“六神無主”的狀態。

第二,“法治”與“德治”相結合。例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公共災難,單靠社會組織是難以成功的,政府有關部門須加強市場監管,“堅決取締和嚴厲打擊非法野生動物市場和貿易,堅決革除濫食野生動物的陋習,從源頭上控制重大公共衛生風險?!蓖瑫r需要政府加強法治建設,認真評估傳染病防治法、野生動物保護法等法律法規的修改完善,還要抓緊出臺生物安全法等法律。據悉,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已經將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的決定草案提交即將召開的全國人大十三屆三次會議審議。社會實踐經驗表明,“法治”與“德治”相結合,可以取長補短,促進社會成員既有德心又有法行,最終實現法律與道德相得益彰的社會善治。

第三,促進社會組織的健康有序發展,以填補國家、政府、市場之外的治理空間。在城鄉基層開展鄰里互助、糾紛調解、平安創建、養老照護、公益慈善、志愿服務等社會公共服務和基層政府委托事項方面,在引導社會公民遵守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方面,在組織社會公民履行社會責任、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方面,社會組織都發揮著不可或缺的積極作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社會危機中,大量社會慈善組織、社會團體和個人都自發或自覺地行動起來,許多救急物資是通過社會組織得以發放,許多健康知識是通過社區志愿者得以普及,等等。這些都顯示了社會組織在社會生活“公共空間”中不斷增長的影響力。

總之,新時代“公民道德”與“公民意識”的培育,首先需要夯實“公民道德”培育的經濟基礎,其次需要在科學精神、規則精神、平等精神基礎上培護公民的“共同體意識”,同時還需要在加強黨的領導、法治政府和社會組織的良性互動中打造良性的社會“公共空間”,從而為“公民道德”與“公民意識”的培育奠定基礎,促進社會公民養成健康的社會“公序良俗”,形成以法律規則和公序良俗為基礎的精神文明。(作者:孫應帥,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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